江西發麻將館禁令背后:不可忽視的“社會潰瘍”鄉鎮賭博業

  近日,江西信州、玉山等地依法取締營業性棋牌室、麻將館。

  當地公安機關的通告指出,關閉棋牌室、麻將館是為了解決涉賭問題,凈化社會空氣,提高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整治行動一律依法進行,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然而,通告出來以后,沒少惹來輿論質疑;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如是做法怕是逃不過越權、“一刀切”的嫌疑。

  整治賭博,究竟為什么要讓棋牌室、麻將館“關門大吉”?

  


  上饒市公安局信州分局相關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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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博

  賭博作為“社會之癌”,其社會危害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公安機關這回發布的通稿,不僅是基于法律依據,亦有極強的社會合法性。

  麻煩的地方在于,賭博是一大社會頑疾,本就有一定的社會心理基礎;而現如今,賭博形式多樣、隱蔽且易反彈,這也就加大了公安機關的打擊難度。

  公安機關被迫采取整治措施,并不惜以“一刀切”的嫌疑擴大打擊范圍,確實是有難言之隱。島叔覺得,社會輿論不應急著為之定性、蓋帽,倒不妨從各個角度,先去理解一下它的執法邏輯。

  總體看來,在中國廣大的農村版圖里,各地的娛樂休閑方式有明顯區別。北方農村比較看重集體性的休閑娛樂活動,像是地域性的節日廟會、有聚集效應的紅白喜事;有私人聚會性質的娛樂活動的空間則很小。

  而在南方農村,私人聚會性質的娛樂活動會發達很多。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個體刺激性強的、享受性的活動——比如聚眾賭博、宵夜等都會越來越流行。

  何以見得?置身南方農村的集鎮,棋牌室、麻將館、茶館,甚至洗頭房、休閑館、夜宵店、k歌房隨處可見(非常不同于北方農村出現概率最大的:農資化肥店)。

  在這種情況下,賭博在北方農村很難“成氣候”;但在諸多南方農村,卻極容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島叔過去在南方農村調研,“抓賭”幾乎是每個地方公安機關的主要業務,地下六合彩、棋牌室、茶館、流動賭場,不一而足。

  有那么一段時間,公安機關的日常經費沒辦法得到財政保障,導致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去“趨利執法”,“抓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財源。

  有了這些背景,對江西信州、玉山等地公安機關的做法,人們可能基于不同的生活經驗,就會給出不同的評價。

  比如,類似做法在巴蜀地區的群眾看來,那真是哭笑不得。畢竟麻將館是當地農村正兒八經的休閑娛樂場所,男女老少都喜歡去,“小賭怡情”再正常不過。也就是說,當地群眾對賭博和休閑娛樂的認知界線本就十分清晰,公安機關當然也犯不著“一刀切”。

  在有鮮明的生產導向而非消費導向的北方集鎮群眾看來,怕是也比較難理解。

  但根據島叔的調研體驗,江西當地的老百姓大多會對公安機關的作為豎起大拇指。因為當地社會對“茶館”“棋牌室”等娛樂場所并未脫敏,去這些地方消費,哪怕不是賭博,也被視作不務正業的表現。

  更何況,經營者出于營利目的,大概率要加大供給賭博場所和工具來聚集人氣、提高利潤,如此“惡習”一經壯大,可怎么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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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

  從經營者的視角看,娛樂休閑場所的經營中存在著廣闊的灰色空間。

  島叔以前調研過一些娛樂場所的經營方式,以“茶館”或棋牌室為例,大概有如下幾類:

  第一類,僅提供休閑娛樂的場所和服務。比如四川農村地區的茶館,是“真茶館”,經營者只提供茶水,人們在其中消費,純粹是“擺龍門陣”、交流信息;同理,很多棋牌室也是相對理性的娛樂場所,經營者會明確規定禁止賭博。

  在更多情況下,目標消費人群的定位決定了茶館和棋牌室的經營性質。一般而言,“老年茶館”都只提供簡單服務,并無賭博功能,說白了就是市場化的“老年人活動中心”。

  第二類,提供多樣化服務,兼有賭博功能。在湖南等農村地區,一種綜合性的“茶館”頻頻出現,經營者提供棋牌和麻將,還免費提供茶飯、甚至一條龍服務——為了讓消費者在茶館安心消費,經營者可謂成了保姆。

  這種類型的茶館也有較為高超的盈利模式,主要是從消費者手中收取“臺費”或“抽水”,就是說對每一局麻將或棋牌游戲,都要提取一定比例的費用。于是玩的人越多、玩得越大、輪得越快,利潤就越高。

  為了穩定客源,大部分經營者還提供借貸服務。要是消費者(賭徒)沒有資金了,可以臨時周轉。

  第三類,以賭為生的經營方式。這種類型的茶館,往往有更強的隱蔽性,針對的人群規模也較小。比如一些打著“私人會所”旗號的場所,很有可能就是賭窩。

  這類場所一般也是“臨時做局”的多。比如賓館的棋牌室容易滋生賭博,是因其具有隱蔽性,且服務比較周到,經營者也有“職業道德”,非常適合“臨時做局”。

  在農村地區也存在類似的場所。島叔調研過某地一個大混混經營的茶館,一年共計開個一兩個月,每次只開十天半月——畢竟,愿意“打大牌”的人群是有限的,大牌的資本也是有限的,具有不可持續性。

  客觀而言,在農村地區,帶有賭博性質的茶館、棋牌室、麻將館都不愁市場。

  一是經營成本低:無非是購置幾張麻將桌,如果生意好,一個月就可以回本;其經營投入主要靠服務,而不是固定資產。

  二是社會需求大。現如今,隨著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的閑暇時間越來越多,“無處可去、無事可做”的確是很多農村地區的實情。而賭博這種“游戲”,恰恰適合來消磨時間。

  島叔調研時碰到過數不清的“因賭而生”的悲歡離合。很多賭徒在接受訪談的時候都很理性地表達賭博不好、害人害己,恨不得當場就剁手指戒賭。但從實際情況看,真正能夠戒賭的微乎其微。

  也因此,普通群眾對賭博已深惡痛絕——這是真實的民意。

  


  3

  打擊

  由于賭博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且在經營方式上確實有較強的隱蔽性,公安機關對它的打擊就注定面臨不少困境。

  就常規治理而言,認定賭博并不容易:法律上并不存在對賭博的統一認定,各地公安機關都有自己的認定標準。

  籠統而言,地方一般根據賭博的場所、聚集人數、賭資大小等來判定賭博。比如在有些地方,只要總賭資超過500元,就算聚眾賭博;在另一些地方,每個籌碼超過5元,也算賭博——這個標準,要是在東部發達地區,就明顯不合適。

  因此,一般而言,只要當地群眾反應不強烈,通常意義上的“小賭”其實屬于“民不告、官不究”的范疇,公安機關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但是從有效治理的策略看,日常的消極性治理,必然會導致賭博泛濫,進而激起群眾的反彈和社會治安形勢的復雜化。

  比如群眾會以擾民的理由投訴舉報,因賭博糾紛造成的治安案件增加,因賭博導致的家庭糾紛也日益成為各地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就預示著,公安機關必須作出相應反應,讓賭博回到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

  從公安機關的內部視角看,江西多地實施整治賭博相關行動,是有科學性和合理性的。

  首先,這應該是上級公安機關的統一要求,是深化掃黑除惡斗爭的需要。在廣大農村地區,黃賭毒向來是黑惡勢力的財政基礎,打擊賭博當然有利于掃黑除惡的深入進行。

  其次,從“功利”角度上看,這些行動也很有可能是服務于政法機關的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調查。依照常理,整治賭博是最容易凈化社會、爭取群眾的方法。

  再者,“治賭”歷來是公安機關打擊犯罪、參與社會治理的常規方式。一段時間整治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工作方法。

  客觀上,公安機關的警力有限,尤其是在廣大農村地區,“警民比”普遍不超過萬分之十,不僅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也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某種程度上講,賭博之所以難治理,不僅是因為賭博本身存在灰色空間;也因為警力有限,導致日常治理力度難以保障。而一旦采用集中整治的辦法,必定會加大打擊力度。

  當然了,如是整治也能徹底切斷一小撮基層派出所與娛樂場所間可能存在的利益勾連。

  在這個意義上,這回公安機關的通告給人以“一刀切”、甚至于“打擊面過大”的感覺,實在是有苦衷的。

  


  根據島叔對公安機關的了解,無論是在日常執法過程中,還是在集中打擊和整治過程中,“依法打擊”都是第一原則。江西各地公安機關的通告,或有措辭不嚴謹之處,但并不意味著公安機關會“執法犯法”。

  在實踐中,農村棋牌室和麻將館極少有正規手續,在法律上取締這些“非法”經營場所,并無不可。而一旦涉及到對賭博的處罰,則更是需要嚴格的法律依據。

  依島叔看,輿論圈的各位對地方公安機關此舉不必大驚小怪,更不應無視社會訴求及公安機關的積極作為而妄加攻擊。

  畢竟,作為社會之癌的賭博與鄉村衰敗、道德滑坡、權力腐敗都密切相系,從取締涉賭場所切入,打擊一眾參與者、利益相關者、產業鏈,讓基層群眾回歸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方能還社會以清明之道。

  文 | 珞珈散人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俠客島”,原文首發于2019年10月21日,標題為《【解局】為治賭而設下“麻將館禁令”,是不是在“一刀切”?》,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延伸閱讀一:

  一個中國鄉鎮的賭博業調查,不可忽視的“社會之癌”!

  鄉鎮的賭博業,聽起來不算什么大奸大惡。對于不少返鄉人士來說,過年期間過幾把“手癮”更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不能忽視的是,因為賭博而鬧得雞飛狗跳、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事情,每天都在我們身邊以不小的頻率上演。

  針對這一現象,呂德文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樣在近期做過深入研究。而他的研究則揭示了出了一個更為嚴峻的社會現象,那就是:在最近十余年間,“賭博”在多數鄉村已實現去污名化。在他看來,如何認識今日中國鄉村的賭博業態,雖非易事,卻是大事。賭博已成社會之癌,不可不治。

  今天將他的文章推薦給大家,希望有所啟發。原文較長,有壓縮編輯:

  我調研的鄉鎮是一個典型的中部農村,總人口不到2萬,共17個行政村,100余個自然村。因地處丘陵地帶,人均耕地較少,且無任何工業。總的來說,該鄉算是一個消費型社會,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年輕人(第二代農民工)外出務工。中老年人則在家務農補貼家用。

  該鄉集市經濟十分發達。除了少量幾家農資、化肥店,街上全是為鄉民“現代生活”服務的商店,包括超市、飯店、家具店,甚至于養生館、五谷雜糧配方點、快遞服務點等。不過,最大的產業當屬“賭博業”。

  根據筆者的調研,該鄉的賭博業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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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

  當地的賭博業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茶館 準確地說,當地人所稱的“茶館”其實是麻將館。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單單是在集鎮,就有近30家麻將館。全鄉的麻將館大概在100家左右。茶館的規模也不等,一般而言,集鎮上的有十幾臺麻將桌,村里的有三四臺麻將桌。

  至于玩法,比較簡單,根據胡牌大小,當地麻將館分為三個等級:(1)打大牌的,胡牌在20元以上,每盤輸贏可在幾百上千元;(2)打中牌的,胡牌一般為5元或10元,每盤輸贏在幾十上百元;(3)打小牌的,胡牌為2元,每盤輸贏只在十幾二十元間。

  在一般鄉里人的認知中,“賭博”和娛樂的界限是模糊的。打大牌的茶館,普通鄉民都認為那是賭博場;那些打中牌的茶館,對于大部分有財務自由的鄉民而言,也算是一個合適的娛樂場所,但如果毫無節制地沉迷其間,則算是徹底的賭博心態。惟有打小牌的茶館,幾無鄉民認為它是一個賭博場所。

  (二)地下六合彩 六合彩在鄉里也甚是普遍,其覆蓋人群甚至比“茶館”廣。說是“地下”,主要是從法律意義上界定的;對于當地人而言,它是再公開不過的賭博形式。每個鄉民都可以在鄰居、親戚、朋友那里輕易地找到“碼莊”。再不濟,村里的商店也兼著小“碼莊”的生意。

  在十多年前六合彩剛到該鄉時,所有人都知道這是賭博。但現在,六合彩卻成了極具鄉間特色的娛樂功能。彩民們天天盯著電視上的天氣預報、動畫片等節目,希望從中找到有關“玄機”。“運氣”這個飄忽不定的東西,也被具象化了。比如,家中有個老人80歲去世了,其子孫立馬會聯想到下一期的開碼數字必定和8有關。

  現如今,大部分鄉民都將六合彩當做“小賭怡情”的節目,甚至成為生活中的“盼頭”。

  (三)賭場 鄉間有兩個大混混,都有黑道背景。一個大混混經營著大茶館,不定期地在其茶館組織超大規模的“局”,如50元或100元開胡。這種局一年大概舉行三五次,每次個把星期。每次 “組局”時,“大混混”都親自上門邀請那些目標人物去他的茶館玩。

  還有一個則專門組織“八點場”,運用鄉間所稱的“龍虎斗”(老虎機)和“掐八點”(推牌九)組織賭博。“八點場”也是一年組織幾次,其特點是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卻未必有隱蔽性,因為普通民眾都知道),每天打一槍換一炮,有時候甚至在山頭野外搭棚。其規模一般在幾十上百人之間,有積極參與的,還有純粹是看熱鬧的,每次賭資都有幾十萬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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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

  在我調研的鄉鎮,賭博業有一個較長的產業鏈。

  在這個鏈條里面,處于高端的是兩個大混混,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制定了“消費”及服務標準,其組織性也較強;處于中端的是那些打中牌的茶館及各個碼莊,他們是鄉村賭博業的中流砥柱,在賭博的去污名化、培養基本“賭徒群眾”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處于低端的,則是那些數量不多的小茶館,客觀上為賭博生態的塑造提供了掩護。

  兩個大混混在組織賭場方面都可謂是輕車熟路:

  組織大麻將局者,在鄉里人的形象中是一個“鄉紳”,從來都是客客氣氣的,組織的牌局也甚是“文明”,像是去一個高檔會所。幾乎從未聽說過其耍什么黑招,所有人卻都對其敬畏有加。有時候,鄉里人明知其組織的是鴻門宴,卻也得裝得很高興的樣子前去“送錢”。

  組織“八點場”的大混混,則風格迥然,其霸道、陰狠、血債累累是寫在臉上的。2015年即有兩起惡性時間:

  一婦女因欠了“八點場”的高利貸,被逼無奈躲在一個山頭兩天,最后在山上自殺身亡。鄉政府為了安撫受害者家屬,讓其丈夫及小孩吃低保;還有一位鄉民被高利貸所逼,自殺身亡。其家人將死者棺材拖至鄉政府門口討說法。派出所出面調解,讓債主賠了17000元,鄉政府再“人道主義救助”了4萬元,終于息事寧人。

  但就該鄉的賭博業而言,他確實做得很是成功,幾乎達到了企業化運作的水平。一個成功的“八點場”,需要符合幾個要件:

  (1)安全。一是場所的的安全,不在固定場所、固定時間開設賭場,大大提高隱蔽性;二是現場秩序,在合適的地點安設明哨、暗哨,以防止公安機關的打擊,同時防止現場有人鬧事。

  (2)組織。他有一個成熟的運作團隊,其核心圈有五六名小混混,負責賭場的設備、坐莊、放貸、安保、服務等。外圍還網羅了不少協助者,兼職幫忙網絡賭徒,或者討些“抽紅”。

  (3)賭資。為了讓賭局維持下去,提供資金周轉是非常必要的一環。而賭場上的周轉資金,一般都是高利貸。在“八點場”上借錢:借1萬,只能拿到8000賭資(2000元算是利息),且要求當晚還清;不能還清者,則每天再加500元利息,一月一結。

  (4)利潤。賭場的利潤主要源自兩個方面:一是正常的賭博輸贏(或“抽紅”);二是高利貸。組織者既可以自己坐莊(有時伴隨著出老千),也可以不坐莊。如果是自己坐莊,則可以從賭桌上獲利;組織者也可以不坐莊,而是通過“抽紅”來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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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

  賭場之存在,是以休閑娛樂之茶館為基礎的。鄉里賭場之盛、組織者之明目張膽,實則是因為他們找到了讓賭博寄生的社會生態:

  茶館及六合彩之覆蓋面之大,使得鄉里人對賭博的接受度極高。盡管人們對賭場及茶館之本質比較清楚,但在茶館不勞而獲的體驗,與在賭場押注、在地下六合彩押“特碼”企求一夜暴富的心態,并無本質區別。

  本質上,茶館為賭場培育了基本的賭徒群體。如果說茶館是賭徒們日常生活的蓄水池,讓其保持了賭博習慣的話,那么賭場就是泄洪區,積蓄日久的賭徒心態,可以從賭場中找到更大的刺激。鄉里的賭場看似是不定期的,但春夏秋冬,避開農忙這些時間點都是很有講究的。

  茶館培養了一種畸形的消費習慣。為了吸引顧客,各個茶館絞盡腦汁擴展服務內容、“提高服務質量”。而今,一些大型的茶館,其服務標準是:為打牌者及其家屬免費提供午餐(午餐按照當地待客的最高標準定制)、茶水、接送小孩服務等;一些茶館為了吸引顧客,甚至進門即發5元紅包。

  久而久之,茶館成了很多鄉里人的第二家庭。比如,很多人快到午餐時分,就拖兒帶女找個茶館消費去了。這種營銷模式,和賭場如出一轍。那些“八點場”,對所有到來的賭徒,無論其是否參賭,都報銷車費、進門即發20元(或一包煙),并設有好吃好喝招待。鄉民們甚是享受茶館及賭場制定的服務標準,以至于每個人都默認了“顧客就是上帝”的宗旨,吃好、穿好、玩好,是他們的潛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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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癥”

  在以前的傳統社會和工業社會,物質匱乏,賭博是少數有閑有錢人的“特權”,少數無錢的“爛賭鬼”也會招人唾棄,大多數農民也不認為自己可以在賭博上浪費時間和金錢;然而,到了物質豐裕的時代,農民們早已被卷入消費社會的邏輯之中,他們身在農村,心在花花世界。賭博,在某種意義上起到了麻醉精神生活的作用。

  而在大批人寄生于賭博場的過程中,它也將社會中最赤裸裸的兩極分化呈現于人們面前。以至于,鄉民們竟然不自知地有了一種對權勢的畏懼感。

  一種賭徒心態也在鄉村社會蔓延開來。農民幻想一夜暴富,早已習慣于及時行樂,不勞而獲也是普遍的意識形態。其結果是,人們對因賭而生的丑惡現象,喪失了基本的價值評判能力。哪怕是高利貸逼死人事件,鄉里人也僅僅是唏噓一番,甚至于,無聊者還拿這種事當做談資,調侃茶館關門歇業是全鄉為其志哀。

  至于賭博鬧出的家庭糾紛,則數不甚數。比如,2016年發生了一件傳遍全鄉的丑聞。一位在家帶小孩上學的奶奶,因天天在茶館賭博,入不敷出,不僅私吞了在外打工的兒媳婦寄回來的人情錢,還不斷編排各種理由索要兒子兒媳婦的血汗錢;不少留守家中的中年婦女,打牌之豪氣遠超男子。有一個女子,曾在茶館連續奮戰五天五夜,期間連臉都沒洗一回。

  賭博也在慢慢腐蝕當地政治社會生態。就在筆者下筆的前幾天,一個逼死多條人命的“大混混”,竟然得意洋洋地到各個茶館“宣傳”中央最新精神:“像我這樣的(組織’八點場’),是要被抓起來的;(我已經不干了)你們竟然還在明目張膽地開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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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

  值得警惕的是,賭博也在侵蝕基層政府和執法機關的公信力。

  筆者在調研該鄉的賭博時,意外發現早有鄉民在當地網絡論壇上舉報該鄉甚為繁榮的賭博業。每次當地政府都認真回復,如一個回復說,派出所經過暗訪,這些茶館基本上都是休閑娛樂性質的麻將館,并無賭博發生云云。舉報者、旁觀者當然不服,一大堆抨擊基層政府不作為的留言接踵而至。

  就筆者的調研而言,基層政府的反應符合一般邏輯,卻未必是全部真相。不可否認,賭博認定有一定的難度。它的認定主要有兩個要件:(1)組織者是否以營利為目的;(2)數額是是否巨大。兩個要件的認定都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和模糊性。

  然而,就鄉里的幾個賭博形式來看,除了“八點場”完全符合這兩個要件(甚至還因涉黑原因而遠超這兩個要件),以及六合彩因“地下”之原因,可以認定為是賭博性質外,其他形式都多少有點爭議,也易于讓人鉆空子。

  而如果按是否“抽紅”這個營利方式作為定性標準,則可能殃及一大批那些打5元麻將的茶館。從主觀動機看,絕大多數參與者,甚至于包括組織者,都無心從中獲取“不正當”的利潤,休閑娛樂的性質要明顯得多。

  對賭博業的治理和打擊是兩碼事。一般而言,打擊是專門機關的職能,黨委政府并不參與。因此,鄉間賭博業的治理主體實際上是鄉鎮派出所。可是,如上所言,專門機關打擊農村賭博行為,存在非常大的技術困難。最直接的是,派出所并無足夠的警力處理如此之多的事務。甚至于,單單“八點場”和麻將局,派出所也沒有足夠的警力和能力進行打擊,只能對那些茶館進行階段性排查。

  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但久而久之,一些有經營頭腦的茶館老板,給派出所長送點小禮,請其在必要的時候提前打聲招呼,也是常有的事。類似“微腐敗”,更增加了鄉民們對基層政府的不信任。

  如欲有效治理,則必定涉及到鄉村政治社會生態的總體改造。甚至于賭博不是治理的主要對象,農民的閑暇方式才是治理的主要內容。我調查的這個鄉鎮,幾無公共娛樂活動。一年一兩次的廟會,也僅僅是高齡老人的娛樂方式,中青年并不參與。而有錢有閑的恰恰是那些中年人,以及在家帶小孩的年輕婦女。

  鄉間這幾年興起了廣場舞、腰鼓隊等娛樂方式,鄉鎮黨委政府也對針對大操大辦做了些許移風易俗的工作,但從治理賭博這個社會之癌的角度上看,還差太遠。

  賭博是社會之癌,它與鄉村衰敗、道德滑坡、法治不彰、權力腐敗等都有密切關系。賭博業或許是很多農村地區最大的第三產業,其參與者之多、利益相關者之眾、產業鏈之長、創造的GDP之大,都是別的產業難以望其項背的。而安置好農民的生活,讓其有更為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才是有效打擊農村賭博的治本之道。

  文 | 呂德文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俠客島”,原文首發于2018年2月21日,標題為《【島讀】值得注意的“社會之癌”:一個鄉鎮的賭博業調查》,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延伸閱讀二

  農村地下賭博泛濫觸目驚心:每月交1萬保護費,微信轉賬、電話下單...

  當前,賭博之風在部分農村地區未得到根本遏制,新型賭博快速擴展,傳統賭博方式也近乎公開化。賭風不絕,容易衍生基層黑惡勢力,同時侵蝕鄉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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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交1萬保護費,賭場“抽水”來錢快

  “因為平常很少在老家,我成了村里的生面孔,結果一進村就被地下賭場攔了,不讓我進村。”一名蒙姓村民對記者說,大約在兩年前,他開車返回位于西部農村的老家,剛進入村里,就有年輕小伙子讓他打開車窗,盤查他的身份。

  記者順著這條線索,找到一名參與過農村地下賭場運營和管理的村民王華(化名)。

  他告訴記者,這種攔車的情況是有的,如果車主不服氣敢還手,也很可能被打一頓。事后,賭場老板會找關系擺平,砸壞的車子,老板賠錢修車,打傷的人,老板出錢治療。攔車人員是賭場放風巡邏人員,每個放風人員都配發對講機,如果村口的放風人員覺得有異常,會立即通報給村里的賭場負責人,賭場方面會立即進行疏散躲避。

  王華參與的賭場由10多個人合伙運作,這些人也大都在賭場賭博,這樣可以營造賭場的熱鬧氣氛,吸引更多的賭徒前來。

  地下賭場流動設賭局。為了避免引人注意,地下賭場不是每天都有,賭場的地點也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現在農村閑置的農宅比較多,也比較好找地點。一般一周開一次或者半個月一次,根據參與人數多少、參賭意愿等來決定是否開設賭局。每次開設賭局時,一般需要10個人來組織運作,有負責外圍巡邏放風的,有負責抽水的,有負責維持場內秩序的,有負責收支賬目統計的,大家各司其責。

  地下賭場定期向保護傘交保護費。賭場每月按時交保護費1萬元,這樣派出所就不會前來查賭場了。此外,某些勾結賭場的公安人員還會通過查處該鄉鎮轄區內的其他賭場,一定程度上保障這家交保護費賭場的客流相對充足。

  賭場怎樣確保客戶來源?王華告訴記者,喜歡賭博的人,一般都有一定朋友圈子,很多客戶帶著人來,賭場會向帶來客戶的人支付一定報酬。比如某些與賭場合作的司機,他們知道每次開賭的時間和地點,他送來了客戶,那么賭場會支付給該司機車費、餐費。在這種情況下,正常車費只需要100元,司機開口報價說車費200、300元,賭場一般也不會討價還價,賭場老板希望司機帶更多人前來賭博。

  賭場抽水一般抽取賭資的10%。王華說,他們這個賭場開銷都沒有發票對賬,比較隨意,比如10個馬仔,白天100元,晚上也是100元。各個環節都會隨意扣留一些進自己的口袋,比如抽水人員實際抽水10000元,他只上交9000元,一般也沒人會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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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邊、商店旁,農村豪賭近乎公開化

  大年三十深夜零點,廣西武宣縣尚文村主干道的一個商店前,燈火通明。門外門里,各有一個牌桌,村民們圍得里三層、外三層,有滿頭白發的老頭老太,也有剛剛外出打工回來的小伙子,不斷有人離開,又有人加入。一名頭發花白的大媽一會兒就輸了700元,心疼得愁眉緊鎖,隨即向其他村民借了300元。

  記者向里看到,中間的桌面幾乎堆滿了百元面額的紙幣,里面坐著4人,是主要參賭人員,圍觀者是“賭外圍”,可選擇4個參賭人員之一進行附加賭注。

  大年初一,記者在另一處商店看到同樣場景,只是牌桌數量從2處增加到了5處。有的牌桌以老人為主,賭注金額較少,有的每次下注為一兩元,有的每次下注二三十元,主要以娛樂性為主,每局耗時較長;有的牌桌上年輕人多一些,賭注金額較大,每次動輒都是數百元下注,每次抓牌三張,當地稱為“賭三公”,直接比大小,輸贏較快,金額較大。一名小伙子兩個小時把帶來的9000元輸光了,又找人借1000元繼續“賭外圍”。還有人在一小時內就輸了4萬元。

  除了公開賭,電子賭局在農村也屢見不鮮。半月談記者在一個農村商店看到“金蟾捕魚”的電子游戲機變為賭博工具。有村民支付30元錢賭資后,啟動機器獲得300發子彈,發射子彈打到大魚,獲得1200發子彈獎勵,然后可獲獎勵120元。

  跨地區的網絡賭博在農村青少年中流行,并使其深受其害。河南、廣西等地公安機關表示,從近年查處的賭博違法人員情況看,青少年參賭者逐年增多,不少農村青少年在網絡賭博中尋求刺激,成為網絡賭博的主要群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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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轉賬、電話下單,地下六合彩泛濫

  在廣西一些農村,地下六合彩泛濫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記者隨機接觸到10多戶農民,每家都有人買地下六合彩,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村干部。

  “最多的時候,全村約有30%的農戶買六合彩。”尚文村村委會主任吳天養坦言,類似情況在其他村,同樣普遍存在。一名曾任村小學校長的人說,有次學校開家長會,他的發言還沒結束,就有家長打斷發言,說“馬上要開碼了”,要早點回去。

  購買地下六合彩的方式主要有兩種渠道,微信下單和現場購買。不少在外務工的尚文村村民反映,現在手機上網很方便,有的人長期開設網絡賬戶,資金就在里面運轉,每次下注都是微信轉賬,電話告知購買號碼,開碼后中獎號碼會第一時間通過微信獲知結果。

  在廣西一些村里,印著“香港正品出版、生肖特碼表”等字樣的地下六合彩宣傳彩頁被擺放在商店柜臺上最為顯眼的位置。有村民告訴記者,想提高中獎率,需要買更多資料研究,這些在縣城報刊亭、鄉鎮集市等處能買到。尚文村村民陸想(化名)說,她加入了一個地下六合彩微信群,其中有成員近300人,大家經常在群里分享購買六合彩的研究資料。

  如今,傳銷式“發展下線”成為農村煽起賭風的新歪招。尚文村村民鄒梅(化名)告訴記者,她有個朋友開了一家銷售地下六合彩的店,承諾凡是能介紹一個客戶的,不管介紹的客戶是否購買六合彩,介紹人都可獲10元中介費。

  盡管政府對賭博風氣一直嚴打,但目前仍難徹底遏制賭博傳播網絡。必須在更大地域范圍、更高政府層級,以更嚴整治手段,對賭博行為加大打擊力度,不僅要掃除各個公開的賭博銷售網點,還要挖出地下銷售網絡和利益鏈條。

  (記者 程士華 王林園)


(責任編輯:杜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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